诚作为天人合一的本体存在，就是性，也是心，诚性得到实现就是诚而明之，明就是实现、明白的意思。

这也是五四时期思想家们的共同认识。无论民主法治，还是道德启蒙，都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。

[1] 陈独秀：《陈独秀选集》（上），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107页。要实现这一点，必须批判政治伦理的传统观念，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。他们敏锐地感觉到，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已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，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。在当今所谓道德的困惑中，既不应该回避功利，也不应该回避个人，把功利和理想、个人和整体对立起来，这是传统道德的最大缺陷，因而被专制政治所利用。[7] 之所以成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，是因为伦理和道德觉悟是最深刻的觉悟，是人的意识深层领域里的觉悟，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的问题，而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。

在中世纪，教会势力与封建君主制度相抗衡，一方面是教会等级制，另一【方面是政治要求独立，这种伦理和政治的二元化结构，保证了伦理对政治的制衡和独立性。当忠、孝不能两全时，毫无例外应以孝服从忠，这就是明显的事实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儒家思想文化曾创造了东方文明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，自从西方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后，东方确实是落后了，于是出现了欧洲中心论。

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呢？这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决不可取，但道德理性主义思想却有其历史的价值，如果能经过现代的解释和积极的改造、转换，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时代，很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这就出现了超越那不可超越的界限的矛盾。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只能是以服从上下尊卑关系为原则的伦理型人格，而不是独立型人格。

但是内圣之学只能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，并通过精神境界的提高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，它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所有问题，更不能代替物质生产和政治原则等问题。比如说，如何把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统一起来，把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统一起来，把个体意识和伦理意识统一起来，在充分承认和肯定个体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同时，提倡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，从而使人性得到全面发展，在引进竞争机制的同时更好地调节人与人的关系，发挥群体的巨大作用，这都是建设东方现代化的重要问题。

这同西方文化中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是不同的。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就只有靠他的内圣之学即道德品质行事了。正因为人有心，才能为天地立心。这是当今文化开放的必然趋势。

它把身和心、形和神看成是不可分的统一整体，是身心一元论而不是西方那样的身心二元论，它把自然界和人、主体和客体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，而不是对立的两极，因此，这种人文主义又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。一方面，它是人人具有的普遍原则，也是人的意志自由。东方的儒家思想，只强调超越感性的个体的自我，实现本体存在的真我，这一点只能在主体自身之内完成。这正是同西方人本主义的最大区别。

所谓美，无非是善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，因此都是以善为基础的。但这既不是物理主义的，也不是心理主义的，毋宁说它是基于心理而又超越心理的理想主义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非此即彼的二维思维方式是无用的。但是，必须建立在现代经济生活基础之上。

理学家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[1]。仁又是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，作为一种精神境界，它出于内在的情感需要，而不是外在的目的性。而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。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。自然界的法则和秩序需要人来建立，自然界的目的性需要人来实现和完成。但要解决社会的经济、政治问题，不仅不能依靠道德原则，甚至不能依靠任何情感意志，它只能依靠客观的理性原则，包括法治原则，因为这不是内在的自我超越所能解决的。

因此，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情感型的，而不是认知型的，儒家的智慧是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实践理性，而不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认知理性。* 原载《民族文化论丛》第10辑，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，1989年版，第253‒260页。

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起积极作用，也可能起消极作用，这里的关键是，能不能进行现代的解释和转换。这里必须引进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，改造儒家的固有文化。

前者以为，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，不仅能够促进现代化，而且能够建设东方特色的现代化，从而避免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因此，它并不需要进行对象认识，或者主要不是对象认识，而是追求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自我体验的最终实现，因为一切善都是人自身本质所具有的。

这种以社会伦理为本位的思想文化，只能是道德主义的文化。但必须经过自我超越、自我反思、自我实践，才能实现这普遍的人性，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这也就是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。另方面，在这普遍原则中却包含着实际的差别和对立，这不是指才能、智力或其他个性方面的差别，而是人的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别或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差别，这就叫理一分殊。人的道德本性或者被说成是生而具有的，即自然赋予的。

朱熹说，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，人心能主宰宇宙万物，这不是从外在的目的性说的，也不是从认知理性的意义上说的，而是从自我超越的本体论意义上说的，他的心体用说和心统性情说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。对于现代化，看来也有不同理解。

但这是指长期积淀（姑用这个名词）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言，实际上整个文化传统又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，就是说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也是历史的相对的。我们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，也不是彻底否定传统（实际上也不可能），但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则是进行批判的反思。

但在西方思想文化中，这种超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。这也是万物一体境界的实现。

至于后来的王阳明，则以其心本体论和良知本体说，把这一思想推到了顶点。自从儒家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，就已经为儒家的这种思想奠定了基础，几千年来只是这种学说的不断充实和发展。理学家完成了形而上学本体论，把人的存在和宇宙本体合而为一了，但人要实现其本体存在，必须经过心的自我超越，即所谓大其心以合天心。李约瑟博士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高度发展，不仅走在当时欧洲的前面，而且为欧洲的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。

在中国大陆，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行，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更加热烈，出现了所谓东西文化热。实际上它又否定并扼杀了人的感性存在，把人的感性欲望看作是恶的根源，加以禁绝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，必须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，即了解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，才能说明它同现代化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科学技术真正放在首位，尊重科学，尊重人才。

相同的一面是，它们都以人为中心，都要解决人的存在和价值的问题，但是解决的方式和出发点又决然不同。但在这种身心合一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，人是真正的主体，而心又是身的主宰，因而也是自然界的主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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